1813年春，自称八卦教的教派策划了一次同时在华北几个城市（其中包括北京）起事的起义。这些教派的成员是一个已有三百年历史宣扬千年末世劫难的宗教的信徒，他们信仰的主神叫“无生老母”。教派首领许诺，这次起事注定要推翻清朝的统治，开创一个“无穷富贵”的新时代。起事按计划发动，但协调得很不好。想要占领北京紫禁城的尝试很快就失败，官军迅速被派出去恢复各省的秩序。起义者后来被围困在豫北的一座城里，经过三个月的战事这座城被攻克，八卦教起义最终结束。
对这次反叛史学家的称呼不一，这种混乱的情况反映了对之研究不够。虽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丰富的原始材料可用，但对这个问题竟没人用汉语、日语和西方语言做过专题研究。中国的农民运动和民众起义并不总是研究的热门课题，在最近的著作中1813年起义不为人注意，人们更关注19世纪中期那些大的反叛事件（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回民起义），这些事件对帝国的秩序以及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有更明显的影响。再者，1813年发生的事正好处于清中后期不为人关注的时段，对中国“近代”历史（通常被认为从1840年开始）来说它太早了，而对“早期”清史（现在已延至18世纪后期）来说它又太晚了。然而，八卦教反叛是鸦片战争（1840年）前在华北对清政府构成真正威胁的最后一次起义，后来西方势力就侵入了中国。据称当时中国正处于衰落时期，军队无能，官员腐败，国库空虚，而叛乱却被清政府迅速并有效地镇压了下去。这次叛乱组织完善、历时较长，使皇帝感到震惊，花费了几个月时间才将其镇压，而其规模不大又让外人难以弄清其核心组织和动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的好机会。
或许更重要的是，八卦教起义在清代（1644—1911年）华北的农民起义中是相当典型的，它是通过组织教派宣扬千年末世思想而表现出来的。虽然在中国清代常有这种受到宗教鼓动的农民起义，但它们却不为西方史学家重视。在历史文献中一再出现叛乱者和叛乱群体各种各样的名称，让人弄不清这种宣传千年劫变宗教的性质。宗教教派与各种犯罪团伙被归在一起，笼统地称为“秘密社会”，它们都是现存秩序的反对者。有些历史学家假定在这些组织中有地域的区别，但对华北和华南的组织有何差异仍争论不休，既不能明确加以区分，也不能进一步说明问题所在。有些历史学家看到其在北方有相似性，显然更多带有宗教秘密社会的特点，于是他们认为这些组织实际上完全是一个历史悠久善于伪装的称为“白莲教”的密谋集团的分支。这些宗教群体与叛乱之间有时涉及到的联系能够感觉到但却不好理解。我在对“白莲教”做详尽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是，这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神秘组织，而是由信徒组成的众多分散的小团体。自16世纪以来它就通过绵延、松散的师徒联系传播其共同的教义。这一宗教的信徒通常只关心自己个人的祭拜活动，但他们也预料将会出现一个灾难深重的时期，到那时他们就不能过正常的生活，而要去追随被派来引导他们的神，团聚在一起毅然起事，开创一个完美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人通过自己的信仰也只需要靠其信仰来获得拯救。在其首领预言千年末世已迫在眉睫时，这一分散传播的异教的信徒就正好成了公开反抗国家和现存秩序的叛乱者。正是这一在看来分散却又实际很有凝聚力的组织中长久存在的末劫观念，让信徒和反叛者使同样的拯救过程有所不同。1813年的八卦教反叛是这些教派在其漫长历史上所进行的众多起义中的一次。通过这一个案可以了解到，那些有着共同信仰的分散信徒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受引导要冒捐躯毁家的危险在人间建立天国的。另外，这次叛乱的观念和组织也可以作为一种尺度，以此可与后来受到西方近代文明影响的起义进行比较，弄清并理解它们有何新的内容，或是有何传统的内容。这些比较会对我们理解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有意义，义和团运动受到了白莲教的影响。还有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5年），这次起义未受白莲教影响。清政府对镇压八卦教起义非常重视，结果所有与这次反叛有关的主要官方档案都得以保存，有一些还得到出版。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八卷文档以及许多其他更具体的档案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些教派、它们短命的起义，尤其是现有和潜在叛乱者的极为丰富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官方档案是通过敌视起义者的官员的目光去描述的，由于几乎全是由统治阶级来记载，因而所有这些反叛在后代人看来都显得很有选择性且很雅致。八卦教起义是特别让人感兴趣的一个事件，因为在官方文献中有许多策划、组织这次叛乱者的供词。清代各级官员通常的做法是要在判决被捕者之前审问他们，并将审讯笔录上报。在1813年的叛乱事件中这一程序执行得特别认真，一直被送至最高层，因为在朝的嘉庆皇帝（1796—1820年）认为攻打紫禁城是对他个人的冒犯，而且在离朝廷这样近的地方居然有这个危险团伙存在简直让人不能容忍。被抓的叛乱者受到了仔细的审问，要他们交代参加教派和叛乱活动的性质和内容，搜捕和审问的过程至少延续了五年。有不少于400人的口供保存了下来，虽然在细节上不总是那么可靠，但它们中间有丰富的内容和细节，而这在中国大多数大众宗教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八卦教的首领终于未能应劫，也未能奉天开道。林清攻打北京紫禁城的行动被迅速有力地制止，他和弟子被杀、被抓。李文成和鲁西南、直隶南部、豫北的首领实施他们的计划要成功一些。他们公开向清朝政权挑战，有十多万人参加支持他们，但最终因清朝势力的强大以及他们自身的弱点而遭到了与京城附近的同伙一样的命运。就像在北京遭到袭击的皇宫守卫一样，清朝在省一级的民政和军事机构对叛乱所造成的危机反应迟缓。在大批官兵赶来前的几个月中，这段时间八卦教教徒能够发展、充实，并对一般来说比较虚弱的对手显示力量。然而就是在大股军队调来前，清政府还可以指望当地现有的和潜在的精英成员（那些对国家的力量、权势和保护寄予希望的人及其家人），并需要得到他们的帮助。要动用完善的士绅和商人之间的联系以鼓励“良民”保持忠诚，保卫城市中心，并将叛乱者的发展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在训练精良的军队终于赶来援救被围的城市和乡村时，叛乱者就不再是他们的对手了。清廷还可以吸取十年前与陕川鄂白莲教起义军作战时获得的经验，起用那些在那场战事中能征惯战的将领，在行政管理上也有所借鉴，注意不重蹈以前的覆辙。嘉庆皇帝和众多官员对这些战事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八卦教起义者就没有这样宝贵的经验。他们的背景多样，虽然有少数是旗人，中过武举，还有人自称会剑术，但普通的起义者和大多数首领都肯定不懂基本的军事常识。此外，策划起义的不少教派首领没能活下来指导起义的进程，最后只有李文成单独在承担领导的重责，而他又受了伤，思想不敏锐，缺乏准确的判断力，还没有最亲密同伙的陪伴。与主要从事后勤和决策的清朝官僚机构不同，八卦教派通常起的是完全不同的作用，将一个分散的秘密宗教联系网变成一个雄心勃勃的武装起义核心给教派首领带来了不少困难。事实上，很明显八卦教教徒在起义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上都取得了成功。他们依靠师徒纽带保持首领间的联系，采用其他简单的组织体系来造就一种分散的结构，仍能对来自上层的命令迅速做出反应。各个首领都愿意照李文成的命令去做，能很快去救援同伙（即使在成功的前景令人怀疑时也是这样）。他们也会承担责任，处理各自团伙遇到的具体困难。下层首领（他们是教徒及其追随者，多数是新加入者）间的关系带来了更严重的困难。那些构成主要追随者的人既未在思想上也未在组织上得到很好的统一，有些人原先是被迫加入的。结果，许多入伙者在胜利时留在起义者中，而在官府有可能获胜时就很快离之远去。总之，清政府知道必须镇压这场叛乱，它有民政官僚组织、军事机构、地方支持、财政资源和宣传手段可用。而八卦教教徒则对对手的特点没有充分的了解，对所从事的任务也显得比较幼稚。他们有用来召集支持者的理念，但却缺乏一个在新追随者中进行宣传的有效体系。他们事先也积累了一些资源，但在起义时就只能依靠强制手段来为其事业获得给养、钱财和武器。他们有一批投身于事业的领袖，但这些领袖却缺少能与强大对手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军事才能。这些人中只有很少的人具备组织其运动的必需的行政才能，而且不仅仅是在中心还要在各个分散的方面进行组织。对无生老母的信徒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而言，八卦教起义都是一场灾难。在受起义影响的地区，那些总算能幸存下来的信徒一直都有被捕的危险，即使其教派与八卦教教徒没有任何联系也是如此。在后来的十年中，清朝官员按照皇帝经常发布的缉匪清单来搜捕罪犯。许多教派联系网被发现后根除，其他的则选择暂时解散以避免类似的命运。除了众多信徒丧命以及教派组织解体外，八卦教教徒的失败还使白莲教教义受到怀疑。尽管起义本身可以看做是其教义有着内在正确性的明证，但它的失败又让人强烈地感到教派师父的预言或许是灾难性的错误。虽然八卦教首领极其轻松地准备这次起义，并不注意保密，其开始对清朝机构的打击令其猝不及防，但1813年的事件并不能证实将乾隆晚期当做是传统中国开始终结的说法，这一说法描绘出一幅王朝腐败、衰落的图景。再者，对这次起义的镇压被看做是嘉庆皇帝、皇室以及官员们的胜利。所进行的战事没有蒙受大的耻辱，所花费的开支也未过于巨大。八旗兵、绿营兵和地方乡勇没有多大困难就承担起了职责。省一级官员（至少是暂时）变得更加警觉，在以后的十年中整个华北的白莲教派都受到严密监视。不过，尽管对八卦教的镇压说明清政府还有活力，但爆发这样规模的起义也表明清王朝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落。其他对嘉庆朝的研究也说明在这一时期王朝确实在衰落，爆发叛乱和镇压叛乱屡见不鲜。本书的研究描述了那些成为八卦教教徒的男女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背景，以及他们之间形成并连接彼此的纽带。这只是一项个案研究，是有关白莲教组织及其成员的一个样本。在清朝，由这种宗教观念和活动聚集起来的人脉构成了一个在华北地区范围很小、不由正统精英控制的社会组织。虽然通常分散而不引人注意，但这些教派是在乡村和城市社区争取权力和影响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也是那些地位来自其他社会认可资源的群体的对手，而这些资源包括占有土地，出任官职，从事有利可图的商业，还有获得功名。对清代社会的研究不应忽视这些教派所提供的获得钱财和给予权势的机会，尽管对其在清代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能被充分了解之前，就显然已被要求予以较多的研究。将这些白莲教派与另一个“秘密社会”即长江中上游的三合会做一粗略的比较会有所启示。与白莲教类似，三合会也是一个有着共同观念和组织特征的自治聚集的团体，但在通常时期只有松散的联系。三合会组织向其成员传播坚持反抗满人王朝的传统。这些会社吸引了小商人、衙役、职业赌徒、流氓、海盗和走私者，给了他们某种神秘感、组织以及可用来相互保护以对付更强大社会群体的力量源泉。而白莲教教徒通常不会靠暴力或犯罪维持生计。他们为了宗教目的聚会，按照师徒的上下关系相互联系，在秘密传播宗教观念和活动的教派内考虑成员身份和权威。在平常年份，信徒们接受清朝政府的统治，只是在新劫期（无论何时出现）才会拒绝这一统治。对白莲教来说，无论怎样难以持久，他们上下之间的牢固联系以及很有说服力的历史观使之比华南的三合会在统一行动时有更大的能量。因为本书的研究只是列举了白莲教组织的一个个案，所以它仅描绘了多样而变化的白莲教教义内容的一部分，叙述了一次由教派领导的起义。对这一宗教信仰和活动的进一步研究可揭示其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并在先是面对清朝征服，后面对安定、繁荣岁月，以及19世纪的剧变、外国人和外来宗教的来临，和20世纪的混乱和新正统观念出现时所产生的反应。与之类似，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也必须置于一长串由教派发动的起义的场景中来考虑。作为反叛者八卦教教徒比较成功，他们在近一百天的时间里对清朝国家发起了挑战。不过，初期将分散小教派重组、动员、改造为一个统一的反叛运动遵循的是在清朝多次不太成功的教派起义所重复的模式。清朝政府几乎一直（有时是默默的）在与这些教派较量，通常会在初期阶段完全（或是近乎完全）破坏其动员，1813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八卦教的形成可以当做其他未成功的教派起义要具备的内在潜力的榜样，另外与其他同样成功的起义（如徐鸿儒起义[1622年]、王伦起义[1774年]和白莲教三省起义[1796—1803年]）相比，可以看出其中有着能使这些教派有力变革的不同因素。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反映出可以进行另一种由千年末世观念激励的统一运动，虽然这次起义是建立在客家少数群体的社区基础之上的，其观念还受到基督教的强烈影响。白莲教反叛者与三合会不一样，而与太平天国起义者类似，他们是“邪匪”。信奉允诺保护、拯救信徒的无生老母，预言末世来临，有未来千年王国的想法以及期望有个救助所有信徒的天命领袖。所有这些观念都被国家当然看做煽动、犯上作乱而有破坏作用。在前现代中国存在着这种宗教，政府和信徒之间不断的较量表明，清代的精英阶层并不是完全不熟悉对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重大挑战。精英层对这种破坏性宗教的敌视或许也是该宗教具有危险性的某种征兆。最后可以以一种更广阔的比较的角度来考察八卦教。现在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研究大多数千年末世运动的兴趣越来越大，而这些运动被看做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和技术的一种反响。而八卦教起义和孕育这一起义的白莲教派反映的是一种不同的现象，其内部有类似的千年末世观念，在部分程度上是对一种伟大宗教传统的反映。从清代正统思想的角度来考虑白莲教派，或许可以将之与中世纪基督教的异端教派、伊斯兰教的马赫迪运动或苏菲派、印度教中的众多弥赛亚传统以及印度和东南亚的佛教文化相比较。这些大众宗教常被裁定为非法的邪教，它们通常能长期存在，但只在短期内被体制化。它们一再产生出社会运动，充满了希望，而对其失败和失望的历史则予以淡化。如果我们要想了解这种强烈、持久的千年末世观念，就必须进一步仔细研究这些伟大传统中的每一个与其许多小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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